但对算法技术下的言论自由而言，被遗忘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作为一项实体权利与言论自由形成权利冲突，而是将信息与其关联的主体脱钩，从而形成言论传播的信息阻隔机制。
如前文所述，各个部门法都是对宪法的具体化，但在具体个案的司法中，这些法律规范的内涵需要被进一步明确(进一步具体化)，而已经被具体化于部门法中的宪法价值也可能在具体情境下发生冲突。合宪性解释要求的出现，意味着在相互冲突的规范意涵之间，解释者应当选择与宪法一致的。
而且，由于法律体系允许多种排列和分类的存在，因此，一个规范或一个制度完全可以出现在多个法律部门中，⑤因此，各个法律部门并非泾渭分明。不能仅仅认为基本权利受到了法律的单方限制，而要同时认识到，基本权利在自由民主国家是宪法所追求的客观价值所在，对于法律的解释必须本于此项认识而进行，这意味着法律本身也受着基本权利的限制，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两个概念都缺乏明确的界定，而所指主要是与国家组织、国家权力配置和国家象征等相关的法律。(13) 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原则，首先是一种解决法律解释冲突的方案。笔者亦曾初步概括了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法律对宪法的具体化、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和法律的合宪性审查，②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补充和扩展。
与下文将要论及的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不同，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发生的主要场域是各个部门法的司法过程。细分起来，又存在两种情形，一是部门法的规范无论做怎样的解释，都无法被认为是合乎宪法的。法院自然没有能力制定食品安全标准，以企业标准为依据，确实能够避免超出法院能力范围，引出司法难题。
按照《标准化法》的规定，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团体标准由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根据平等原则和比例原则，相同的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差别对待），这样才能达到立法的目的，不同情况的相同对待，正如相同情况不同对待一样，都是不公正不合理的。无论是在立法中还是在司法解释中不得不借重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客观上抬高了企业标准的地位和作用，其原因除了行政机关的力量有限、无法制定出所有食品的安全标准之外，主要在于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的缺失。食品安全标准与其他标准相比，有其特殊性，而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与其他食品安全标准相比，也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企业标准的探讨和对食品安全标准的概括式探讨都不能替代对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研究，甚至对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与企业标准一锅烩式的讨论往往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在早期关于标准的争论中，（技术）标准和技术性法规的区别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受国际标准文件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技术标准就是技术法规，有的学者认为技术标准本身不是技术法规。作者简介：曾祥华，男，河南商城人，江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2既然现实中人们必然客观地存在着许多差别，如果在法律上完全无视这些差别而加以机械的均一化，则反而是不合理的和非现实的。7笔者以为，这里的强制性需要斟酌，它是一种在企业内部的强制性，全体员工必须遵守，所有产品必须符合标准的要求。没有国家标准，也没有地方标准的情况下才适用企业标准。在有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情况下，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
文章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企业标准是企业内部使用的技术性（也包括管理性、工作性）规范，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企业员工必须遵守，按照标准的要求进行操作。如此以来，食品安全执法和司法只能在两端之间跳跃，在官方标准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倚重企业标准。这不仅与《标准化法》没有矛盾，恰恰是该法精神的一种延续。
食品的生产者采用的标准高于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应当以企业标准为依据。对不同情况的差别对待，是一种合理差别。
根据有的学者总结，企业标准通常存在以下问题：不正确使用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指标设定、试验方法选择缺乏科学性，评审专家组成不合理、专家评审水平有限，修订迟滞。20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也要倡导公私合作规制。
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没有前述标准的，应当以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本文试图从特殊性的角度探讨一下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因属初次尝试，还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食品安全法》的这种安排是基于食品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人身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关系重大。8这种结论都不能适用于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二）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民事法律效果分析 很多学者谈到技术标准包括食品安全标准的预先决定效应（外部法律效果）。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达，社会风险加大，很多损害造成之后，难以查明过错甚至因果关系的存在，因此在特殊领域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美国，私人主体制定标准也是优缺点并存，行政机关并没有轻易地否定其存在的必要，而是去协助解决相关的问题（这也与美国行政机关对自身不足有清醒的认识相关）。
实际生活中不排除还有一种情形，即在有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情形下，企业制定了低于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标准，当然，这种企业标准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被通过，但是由于前述备案机构的精力和水平的原因，不排除这种企业标准有蒙混过关的可能。（一）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行政法律效果分析 宋华琳博士指出，违反食品安全标准，会受到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并承担相应的民事和刑事法律责任。
但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与企业标准不仅制定主体、制定程序不同，而且标准制定的目的也不同，国家、地方政府（部门）制定食品安全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了人民的人身健康、生命安全，也为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以标准规范社会主体即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第二段规定：消费者举证证明因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受到损害，初步证明损害与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存在因果关系，并请求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能证明损害不是因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造成的除外。
1林来梵著：《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60页。? 16叶延玺：《论惩罚性赔偿的可保性》，《河北法学》2016第3期，第48-57页。但是，《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的十倍赔偿的前提条件是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这说明立法上对生产者和销售者是区别对待的，经营者承担责任以明知为前提，其实就是承担过错责任。企业标准具有对外的自主性，是自愿性标准，即企业是否制定标准尤其是制定什么样的标准自己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选择权，是否采纳推荐性标准也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制定高于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也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有的论者据此推定企业标准是强制性标准。食品安全是一个社会难题，仅凭政府根本无法完成治理的任务，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国家行政应当实现向公共行政的转换。
在企业制定高标准的情况下，不能以企业标准作为十倍赔偿的依据，应当采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处理。总体上来说，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是一种他律，而企业标准是一种自律。
一种可能是本企业标准，这也是通常的理解。食品安全企业标准虽然不是国家标准，但是，为了贯彻《标准化法》的精神，《食品安全法》将企业标准纳入强制性标准。
在没有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情形下，企业标准是否具有与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同等的效力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如果企业违反了严于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反而要受到行政处罚。企业自愿制定的高标准已经备案，并且可能公示或者在产品并签上或者广告上予以说明，这就是一种承诺，不能欺骗消费者。关键是企业标准与前两者的约束范围，约束的对象差别很大。
相对于全国性立法来说，地方立法本身就是因地制宜的一种表现。根据2015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要求建立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逐步取消政府对企业产品标准的备案管理。
以这些类型的企业标准为依据，只会让企业逃脱应有的监督和处罚，并且使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受到不应有的损害。但是，在没有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情况下，企业制定的标准有各种类型（如前所述），如果以此为审判依据，确实值得斟酌。
但是，食品安全牵扯因素众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综合治理，并非重典治乱所能完全解决，所以2015年《食品安全法》修订，从多方面着手治理，包括加强社会共治。19这与加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理念相矛盾。
